移情相关反应：与亲社会行为、攻击性和群体间关系的关联

南希·艾森伯格，亚利桑那州国家大学心理学系

娜塔莉·D·埃格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系

劳拉迪吉塔，大学间社会和反社会动机成因和发展研究中心，罗马“萨皮扎”大学

摘要

移情相关的反应，包括移情、同情和个人痛苦，已经在亲社会行为和利他主义、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以及群体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和理论中得到了证实。回顾了与这些主题相关的概念性论据和实证研究结果。总的来说，有证据表明，同理心和/或同情心是其他取向的亲社会行为、对攻击和反社会行为的抑制以及群体间关系质量的重要相关因素，并可能对其做出贡献。讨论了这些发现的应用意义，包括预防性研究，以及未来可能的方向。

关键词

移情同情好斗情绪外部化问题；亲社会行为；精神变态；利他主义群际关系

2010年8月，慈善机构试图筹集资金，帮助巴基斯坦灾难性洪水的受害者。Agrell（2010）报道称，在发起一项帮助这些受害者的筹款活动一周后，加拿大慈善机构联盟仅筹集了20万美元。相比之下，在2010年1月海地地震后，他们发起了一个类似的运动，一周后，已经筹集了350多万美元。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发言人伊丽莎白·拜尔斯表示，缺少捐款是因为“西方舆论对巴基斯坦的印象不足”加拿大人道主义网络的代表说，有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在起作用，包括文化和语言。具体地说，他们推测，缺乏慷慨的部分原因是巴基斯坦远离加拿大的时区较多，影响了信息流出该国，并且不像海地那样与加拿大使用共同语言。他们认为，另外一个因素是，巴基斯坦与世界该地区的战争有关。简言之，有救灾筹款经验的人表示，巴基斯坦的捐款流量低于海地灾难，因为该国距离海地更远，人民在某些方面与加拿大人不太相似，巴基斯坦人与敌人有联系。虽然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对穆斯林的偏见是一个因素，从互联网上对这篇文章的回应中可以明显看出，许多读者对巴基斯坦人有负面看法。典型的评论如下：“天哪，如果巴基斯坦政府没有对他们中间的塔利班视而不见，他们可能会对他们的困境有更多的同情”，“也许那些帮助他人遭受痛苦的巴基斯坦人应该意识到他们不应该期待帮助”，以及“根据巴基斯坦穆斯林的说法，作为异教徒，我捐款是愚蠢的。”一些人评论说，政府援助巴基斯坦人是愚蠢的。本次讨论强调了同理心和同情在社会政策以及日常人际交往中的潜在作用。多年来，在哲学（Blum，1980；Hume，1777/1966）和心理学（例如，Feshbachamp;Feshbach，1982；Hoffman，1975）中，移情和相关反应都与道德和社会互动的质量有关。人们普遍认为，人类（以及一些动物）编码和体验他人情绪状态的能力会影响他们对他人的感知和行为。虽然，正如我们很快讨论的那样，这种假设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与社会和道德认知和行为相关的移情反应的关系随着替代反应的性质而变化。在这篇综述中，我们讨论了各种移情相关反应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如何与个人的积极行为和与他人的互动、他们的攻击性和其他反社会/外在化行为以及歧视和偏见相关。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些话题，是因为移情相关的反应被认为会影响个人是否帮助或伤害，以及帮助或伤害谁。例如，与同理心相关的过程可能至少部分地解释了在种族和国籍等特征上帮助与自己相似或不同的人的差异（见Batson、Chang、Orr和Rowland，2002；Stephan和Finlay，1999）。因此，同理心与依赖于对他人善意而非恶意和人道主义动机的政策相关。这些政策不仅包括向贫困个人提供具体援助的政策，还包括支持影响他人福祉的税收、教育、卫生等政策。此外，理解同理心相关的过程似乎与减少伤害其他个人的反社会行为，尤其是涉及个人作为受害者的犯罪行为的努力有关。

移情相关反应的概念差异

多年来，不同学科和子学科对同理心的定义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定义包括理解他人情绪和/或观点的能力，通常还包括与他人情绪状态产生共鸣的能力。在霍夫曼（2000）和巴特森（1991）的工作基础上，艾森伯格及其同事（如艾森伯格、法布斯和斯宾拉德，2006；艾森伯格、谢伊、卡洛和奈特，1991）将移情定义为一种相同或非常相似的情感反应，根据上下文，对方正在感受或可能期望感受到的东西——一种源于对他人情绪状态或状况的理解的反应。例如，如果一个女孩看到一个悲伤的男孩，意识到他是悲伤的，因此她自己也感到悲伤，那么她正在体验同理心。因此，与当前社会和发展心理学的许多定义一致，情绪反应是共情的核心组成部分；然而，同理心不仅仅是情感的传染，而不了解替代诱发情绪的来源。移情的人必须意识到他或她所回应的情绪是另一个人的情绪。当然，尤其是在幼儿中，理解他人的情感或状态是共情的基础，这可能是相当初级的。

我们认为，在生命的第一年左右之后，如果同理心不是很弱，而是转瞬即逝，那么它通常会引发其他情绪反应，特别是同情或个人痛苦。我们将同情定义为一种情感反应，它通常源于同理心，但仅（或部分）源于透视或其他认知处理，包括从记忆中提取相关信息。同理心和同理心一样，包括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和情绪反应，但它包括对痛苦或贫困的另一方的悲伤或关切，而不仅仅是对另一方正在经历或预期经历的情绪的感受。因此，看到悲伤男孩的女孩可能会先体验到同理心的悲伤，然后对男孩产生同情。我们对同情的定义类似于Batson（1991）和Hoffman（2000）对移情的定义。请注意，认知移情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指理解他人情绪和/或观点的能力，而不是感受他人的情绪或感受到担忧——最近在《社会和发展心理学》中进行了讨论。Batson（见Batson，1991）可能是第一个使用“个人痛苦”一词来指代第三种与移情有关的反应的人。与他的定义一致，我们认为个人痛苦往往源于暴露于他人的状态或条件，尽管我们认为，它也可以由与他人的情况或认知角度相关的认知引起，而不一定经历同理心。个人痛苦被定义为对他人情绪的替代体验的自我关注、厌恶的情绪反应（例如，不适或焦虑，艾森伯格、谢伊等，1991）。因此，如果另一个人的悲伤让观察者感到不舒服或焦虑，那么观察者就是在经历个人的痛苦。巴特森认为，个人痛苦与让自己，而不一定是另一个人感觉更好的利己主义动机有关。因此，同情和个人痛苦的社会和道德伴随物预计会有很大不同。在这篇综述中，我们研究了移情相关反应与亲社会行为、攻击性和反社会行为的关系，以及群体间关系的质量。我们对理论和实证结果的回顾必然是说明性的，而不是详尽的。此外，还讨论了应用影响和干预或预防方案。

共情相关反应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亲社会行为通常被定义为旨在造福他人的自愿行为（艾森伯格，1986）。它是一个上级范畴，包括不同类型的行为，例如帮助、分享和安慰，以及出于不同原因实施的行为。亲社会行为可以由一系列因素驱动，包括利己主义担忧（例如，对互惠、具体奖励或社会认可的渴望，或减轻自身厌恶情绪唤醒的渴望）、实际担忧（例如，防止浪费商品的渴望）、其他导向的担忧（例如，同情），或道德价值观（例如，维护内在道德价值观的愿望，如与所有人的价值或平等或对他人的责任有关的道德价值观）。利他行为——亲社会行为的一种亚型——通常被定义为由其他导向或道德关注情感而非利己或务实关注所激发的亲社会行为（艾森伯格，1986）。许多研究人员（1975年）和巴特·霍夫（1991年）提出，同情和利他主义往往没有区别。例如，Batson（1991）认为，同情与减少他人痛苦或需求的愿望有关，因此可能导致利他行为。如前所述，巴特森进一步提出，个人痛苦，因为它是一种厌恶的感觉，与减少自己痛苦的利己主义愿望有关。通常，人们可以通过避免与他人接触来减少个人痛苦感有需要或苦恼的其他人，如果可以这样做而不付出太大的代价（例如，强烈的社会不满）。Batson认为，只有在最容易减轻帮助者自身痛苦的情况下，经历过个人痛苦的个人才会被期望帮助他人。研究人员研究了亲社会行为与情境移情相关反应（针对特定个体的特定情境中的移情）和移情相关反应的倾向性（特质样）测量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与同理心相关的反应（尤其是同情）与亲社会行为（尤其是那些可能具有相对利他动机的行为）之间似乎存在正相关。关于与情境同理心相关的反应（即在特定情境中引发的同理心），许多研究人员对自我报告的情境同理心和个人痛苦进行了研究，此外，也有少数人评估了对共情诱导刺激的面部和生理反应（见Batson，1998；Batson，Eklund，Chermok，Hoyt和Ortiz，2007；Eisenberg和Fabes，1990；Eisenberg等人，2006；Eisenberg和Miller，1987）。例如，Batson（见Batson，1991年、1998年）对成年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证明了帮助（或愿意帮助）与所报告的同情感（Batson称之为“同理心”）之间的关系，或者在实验组中感受到同情（例如，通过透视），通常情况下，社会认可谴责或奖励的可能性很小，潜在的帮助者可以避免与有需要苦恼的其他人接触。相比之下，似乎经历过个人痛苦的人在这些情况下不太可能提供帮助。然而，在一些研究中，自我报告的情境个人痛苦测量与帮助呈正相关（见Batson，1991；Batson等人，1988）。Batson指出，当报道自己的替代反应时，人们往往难以区分他人的痛苦和自我关注的个人痛苦（另见Van Lange，2008）。在儿童情境共情相关反应的研究中，儿童通常会接触到假装痛苦的人（例如，费布斯、艾森伯格、卡本、特罗耶和斯威策，1994年；纳福、扎恩·瓦克斯勒、范·赫尔、罗宾逊和莱伊，2008年；扎恩·瓦克斯勒、拉德克·亚罗、瓦格纳和查普曼，1992年）或一部电影/视频，该电影/视频描述了假定真实的共情诱导事件和人（例如，Eisenberg等人，1989年；参见Eisenbergamp;Fabes，1990年）。有时会观察到儿童的面部和/或行为反应，在后一种类型的研究中，有时还会获得自我报告和生理反应。一般来说，研究人员发现，1至2岁的儿童，以及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有时，当看到他人处于困境或需要时，表现出同理心或同情，这种表现往往与试图理解他人的困境和帮助有关（黑斯廷斯、扎恩·瓦克斯勒、罗宾逊、亚瑟和布里奇斯，2000年；克纳福等人，2008年；瓦伊什、卡彭特和托马塞洛，2009年；沃林，2001年；杨、福克斯和扎恩·瓦克斯勒，1999年；扎恩·瓦克斯勒等人，1992年）。。当年龄较大的学龄前儿童和学龄儿童观看了关于其他处于困境或需要帮助的儿童的视频片段时，那些在电影中相对令人回忆的部分表现出更多面部担忧（或有时悲伤）和更大心率减速（可能表明有外部焦点和接受信息）的人往往更愿意帮助其他儿童（或与他们相似的儿童）。被认为有助于缓解儿童面部痛苦的部分（尤其是面部痛苦的部分）或更高的皮肤传导性。此外，在幼儿期之后，儿童在电影中感受到同情和/或低幸福感的报告倾向于预测亲社会行为，尽管通常没有面部或生理反应的测量（例如，艾森伯格等人，1989年、1990年；特罗姆斯多夫和弗里德曼迈耶，1999年；特罗姆斯多夫、弗里德曼迈耶和迈耶，2007年； 见Eisenbergamp;Fabes，1990年和Eisenberg等人，2006年；扎恩·韦克斯勒、科尔、威尔士和福克斯，1995年；）。甚至有更多的研究探讨了移情相关反应的倾向性测量与亲社会行为或意图的各种指数之间的关联（见Batson，1998；Davis，1994；Eisenberg等人，2006）。移情的倾向性测量（例如，Albieroamp;Lo Coco，2001年；Eisenberg，Miller，Shell，McNalley和Shea，1991年；Eisenberg等人，1987年）和/或同情——通常是自我报告或其他人在问卷上的报告——也经常与儿童和成人的亲社会行为呈正相关（如Batson，1991年；Eisenberg，Carlo，Murphy和Van Court，1995年；Eisenberg，Miller，et al.，1991年；Eisenberg，Zhou和Koller，2001年；Estrada，1995年；Malti，Gummerum，Keller和Buchmann，2009年；见Davis，1994年和Eisenberg et al.，2006年），尽管关系有时很弱或不一致（如Roberts和Strayer，1996年；Strayer和Roberts，2004年）。毫不奇怪，这种关联在亲社会行为中更为一致，而亲社会行为似乎是以其他为导向的。例如，对于相对昂贵的亲社会行为和那些私人而非公共的亲社会行为，移情或同情的倾向性测量与亲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更为一致（Carloamp;Randall，2002；Hausmann，Christiansen，amp;Randall，2003；Eisenberg，Miller，et al.，1991；Eisenberg et al.，1987，1999，2002），尽管自述同理心的研究结果与自述同理心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艾森伯格、米勒等，1991年；拉里厄和穆森，1986年；斯特莱尔和罗伯茨，1989年）。个人痛苦的情境性和倾向性测量（两者都倾向于自我报告）与亲社会行为的相关性不如同情。Trommsdorff等人（2007年）报告了在四种文化中的三种文化中，观察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痛苦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与其他为导向的痛苦（即，看着他人时的痛苦）无关。如前所述，在成年人中，Batson（1991）发现了一些证据，表明情境诱发的个人痛苦与亲社会行为和意图呈负相关，尽管有关个人痛苦的报道并不总是与帮助呈负相关。此外问卷中自我报告的个人痛苦往往与儿童或青少年的亲社会行为无关（例如，艾森伯格、米勒等人，1991年；艾森伯格等人，1995年；利特瓦克·米勒、麦克杜格尔和罗姆尼，1997年；比照埃斯特拉达，1995年），个人痛苦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因亲社会行为的类型而异行为和年龄（卡洛等人，2003年；艾森伯格等人，2002年；艾森伯格，麦克瑞斯和安，1988年）。总而言之，尽管研究结果因移情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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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 Issues Policy Rev. Author manuscript; available in PMC 2011 Dece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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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in final edited form as:

Soc Issues Policy Rev. 2010 December 1; 4(1): 143–180. doi:10.1111/j.1751-2409.2010.01020.x.

Empathy-related Responding: Associations with Prosocial Behavior, Aggression,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Nancy Eisenber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Natalie D. Eggum, and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Laura Di Giunta

Interuniversity Centre for Research in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Prosocial and Antisocial Motivations,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

Abstract

Empathy-related responding, including empathy, sympathy, and personal distress, has been implicated in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ories about prosocial behavior and altruism, agg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Conceptual argument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related to each of these topics are reviewed. In general, there is evidence that empathy and/or sympathy are important correlates of, and likely contributors to, other-oriente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inhibition of agg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the qualit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Applied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including preventative studies, are discussed, as are possible future directions.

Keywords

Empathy; sympathy; aggression; externalizing problems; prosocial behavior; psychopathy; altruism; intergroup relations

In August, 2010, charities were attempting to raise funds to help victims of devastating floods in Pakistan. Agrell (2010) reported that one week after launching a fundraising effort to help these victims, a coalition of Canadian charities has raised merely $200,000. In contrast, a week after they initiated a similar campaign following the Haitian earthquake in January, 2010, more than $3.5 million had been raised. Elizabeth Byrs, a spokeswoman for the UN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suggested that the lack of contributions was due to “an image deficit with regards to Pakistan among Western public opinion.” Representatives of Canadarsquo;s humanitarian network say there are many interconnected issues at play, including culture and language. Specifically, they speculated that the lack of generosity is partly because Pakistan is more time zones away from Canada, affecting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out of the country, and does not share a common language with Canada, as does Haiti. In additional factor, they argued, is that Pakista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war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In short, people with experience in fundraising for disasters suggested that the flow of donations was lower for the Pakistani than the Haitian disaster because the country was further away, the people were less similar to Canadians on some dimensions, and the Pakistanis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enemy. Although the article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Nancy Eisenber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Tempe, Arizona, 85287-1104. Nancy.Eisenberg@asu.edu, Telephone: (480) 965-5217, Fax: (480) 965-8544.

Eisenberg et al. P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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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not mention prejudice against Muslims as a factor, it was clear from the comments on the internet in response to the article that many readers had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Pakistanis. Typical comments were as follows: “Gee, if the govt of Pakistan wasnt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Taliban in their midst there might be more sympathy for their plight,” “Maybe those Pakistanis who helped to inflict suffering on other people should realize they shouldnt expect help,” and “Being an infidel according to the Muslims of Pakistan, I would be foolish to donate.” Some people comment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be foolish to assist the Pakistanis.

This discussion highlights the potential role of empathy and sympathy in social policy, as well as in everyday human interactions. Empathy and related responses have been tied to morality and qual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s for many years, in both philosophy (Blum, 1980; Hume, 1777/1966) and psychology (e.g., Feshbach amp; Feshbach, 1982; Hoffman, 1975).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humansrsquo; (and some animalsrsquo;; see de Waal, 2008) abilities to encode and experience othersrsquo; emotional states affect their perceptions of, and behavior toward, them. Although, as we discuss shortly, such an assumption has some validity, relations of empathy-related responding to social and moral cognitions and behavior vary as a func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vicarious response.

In this review, we discuss distinctions among various empathy-related responses and how they relate to individualsrsquo; positive behaviors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 their aggression and other antisocial/externalizing behaviors, and discrimination and prejudice. We focus on these topics because empathy-related responding is believed to influence whether or not, as well as whom, individuals help or hurt. For example, empathy-related processes likely at least partly account for variations in helping others who are similar versus different than the self i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race and nationality (see Batson, Chang, Orr, amp; Rowland, 2002; Stephan amp; Finlay, 1999). Thus, empathy is of relevance to policies that depend on good- rather than ill-will toward others and humanitarian motivation. Such policies would include not only those related to the provision of concrete aid to needy individuals, but also to the support of policies pertaining to taxation, education, health, and so forth that affect the wel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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