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的医学和心理健康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代孕的医学和心理健康影响

摘要：自1999年以来，代孕的数量在美国已经翻了四番，但迄今为止，只有少数几个州明确允许有偿代孕。目前的法律禁令往往受到对代孕过时的和刻板的理解影响。了解当下代孕对医疗和心理健康影响的文献以及近年来州立法机构如何补偿代孕者越来越重要。基于这一综述，我们没有在妊娠代孕妇女或其生育的子女中发现存在重大不良医疗或心理后果的证据。文献表明，只要能公平地进行严格的筛查和提供医疗、心理和社会支持，代孕将是一种安全的、越来越受家庭欢迎的选择。随着各州开始严格立法和管理妊娠代孕，有必要继续对妊娠代孕的健康和心理结果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妊娠载体，心理健康，结果，妊娠，代孕

引言

在美国，代孕的使用越来越多，代孕者是与胚胎没有遗传关系的妊娠载体(GC)，为预定父母怀有和生育孩子。自从1999年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诊所实施妊娠代孕手术，妊娠代孕的数量已经翻了四番。美国辅助生殖技术协会(SART)报告称，从2016年5397台代孕手术，到2018年7371台代孕手术，这一数字增长了近40%。

许多州缺乏对代孕者的指导和保护措施。目前的趋势是使代孕合法化。自2000年以来，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DC)明确允许有偿妊娠代孕。对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进行分析，发现16个州和特区已经颁布了明确允许有偿妊娠代孕的法规，7个州的法规隐含着允许妊娠代孕的规定，在剩余的22个州中，没有明确或隐含的法律允许或禁止有偿妊娠代孕。截至本报告发布之日，有偿妊娠代孕的行为已在46个州出现，但在监管方面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障碍。

倡议禁止妊娠代孕的人往往受到国际上关于代孕的陈规定型的理解的影响。在决策过程中，也缺乏关于代孕对儿童和代孕者的医疗和心理影响的知识。代孕的医疗、社会心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是复杂且有争议的，因此，必须使用多学科方法来理解当前的文献。这一观点旨在强调，有关代孕对代孕者和代孕婴儿在医疗和心理健康方面影响的文献是非常重要的。

材料和方法

在PubMed、Embase和PsycINFO数据库中，使用搜索词“妊娠载体”或“代孕母亲”和“心理健康”或“妊娠结果”进行文献搜索，截止到2020年9月，搜索结果是497篇文章。筛查由1名图书管理员和3名研究人员进行，目的是选定以英文发表的关于妊娠代孕者医疗和心理健康结果的原始研究和病例报告。

在筛选了与搜索词相关的定性和定量文献后，53篇文章纳入了最终审查。3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研究人员评估了州立法机构的政策。许多研究有方法学上的局限性，因为它们是在一个特定的、典型的小范围中进行的。此外，这些文章包括了在世界各地而不是仅在美国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对国际文献的讨论同样重要，因为代孕可能跨国发生。比较各国代孕的经验，了解不同的法律程序和社会文化对各国代孕立法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结果

妊娠代孕者的筛查

在美国，对妊娠代孕者的筛查涉及详细的医疗和心理评估。包括美国生殖医学学会(ASRM)、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学会(ESHRE)、国际妇产科联合会在内的专家组制定了筛选和评价妊娠代孕安排的指南，从而尽量减少负面的医疗和心理后果。当前的ASRM指南建议为妊娠代孕者提供心理咨询、完整的医疗评估、法律代表和相应的赔偿。心理社会筛查包括了解代孕过程中的每一方在怀孕期间的偏好，确保没有精神疾病和经济胁迫，并就潜在的不良后果进行劝告。指南建议代孕者应曾顺利进行过一次无并发症的妊娠，这有利于确保代孕结果的良好预期。更为保守的是，ESHRE的指南规定“利他代孕是唯一可接受的形式”，以避免潜在的剥削或强迫妇女进行代孕。

在2015年至2016年美国调查的妊娠代孕者和传统孕妇中，超过90%的妊娠代孕者表示得到了很高的社会支持，她们在代孕期间避免饮酒和吸烟，并与委托夫妻讨论过产前检查和终止妊娠等事项。

产科的结果

根据SART的最新数据，妊娠代孕者的活产率与委托夫妻的年龄相关，即卵子的年龄， 其中35岁以下的委托夫妻占比47.6%，42岁以上的占比20.0%。与完全辅助生殖技术(ART)相比，使用妊娠代孕的妊娠成功率更高，这可能是因为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较小的年龄、无复杂妊娠史和患者较为健康的身体状况。2016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与42岁及以下使用ART技术进行妊娠的患者相比，妊娠代孕者的活产率高出8%至13%，而与42岁及以上使用ART技术进行妊娠的患者相比，活产率高出20%至32%。2018年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与不使用代孕技术的ART妊娠过程相比，使用妊娠代孕者会有更高的临床妊娠率和活产率。该研究作者的结论是：“在那些不可能怀孕或有禁忌症的患者中，检查子宫后进行代孕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代孕的妊娠风险与任何普通的孕妇相似，但可能出现与多胎妊娠相关的其他产科并发症。在妊娠代孕者中，拥有较高的双胎妊娠率，这是由于在每个代孕周期中，代孕者被移植了多个胚胎。多胎妊娠妇女更常见的医疗并发症包括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贫血、出血、剖宫产和产后出血。多胎妊娠还与早产和新生儿死亡风险增加有关，这主要是因为早产的并发症。因为这些风险，ESHRE和ASRM建议仅移植一个胚胎。SART的数据强调了这种趋势，即在35岁以下的妊娠代孕者中，选择单胚胎移植者占比从2015年的45.1%上升到2017年的62%。

关于代孕者妊娠的产科结果的数据来自于病例报告，但这份数据表明妊娠高血压疾病和胎盘并发症的发生率与非代孕者使用ART技术进行妊娠的发生率相似。严重并发症的报告包括3例围生期子宫切除术，其中2例发生在多胎妊娠。

在文献中，尚无法确定运用ART技术是否对代孕者构成风险。与前面讨论的自然怀孕相比，代孕过程中由于多胎妊娠而增加的风险是次要的。20世纪早期的数据表明，当与总人口的预期比率相比，不良结果的增加与使用ART技术治疗不孕症相关，这被认为是由于先前不健康的子宫环境的表现、复杂的医疗或产科历史，以及与ART本身的过程相关的技术所导致的。一项研究试图比较同一名妇女使用ART的妊娠代孕与其之前自然妊娠的结果，以及是否有包括妊娠糖尿病、高血压和前置胎盘在内的与代孕相关的不良事件的增加。最近的一项观察性研究比较了委托代孕周期与同一代孕者自发妊娠周期的结果，发现委托代孕周期中出现不良围产期结果的可能性增加(优势比，3.3;P=0.03)。这表明运用ART技术可能对妊娠产生不良影响。然而，这些研究的一个固有的缺陷是，代孕者是从曾经历过健康妊娠的人群中选择的。因此，后续代孕中出现并发症的实验组是与几乎完全消除孕产妇并发症影响因素的对照组进行比较，所以很难确定地得出运用ART技术可能会对妊娠产生不良影响的结论。

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研究聚焦于比较新鲜胚胎移植和冷冻胚胎移植，以及不孕患者使用ART技术的不良结果是否可能与激素刺激的继发性异常激素环境有关，或者可能是胚胎低温保存的后遗症。正如一项荟萃分析显示，冷冻胚胎移植周期比新鲜体外受精(IVF)胚胎移植周期发生前置胎盘和胎盘早剥的风险更低，但引发妊娠高血压和产后出血的风险更高。然而，尽管冷冻胚胎的技术用于代孕周期，上述研究是在不孕不育人群中进行的，这可能有更高的怀孕风险。总的来说，没有结论性证据表明代孕有较高的产科风险。

代孕婴儿的结果

有关代孕婴儿胎龄的研究报告表明，代孕婴儿（11.5%）与IVF单胎妊娠队列(14%)中的早产率相近。据报道，代孕出生的婴儿的体重与非代孕出生的婴儿体重相近甚至更高。这些发现表明代孕和出生体重增加之间有一定的联系。

代孕婴儿的出生缺陷数据与在ART妊娠中观察到的其他婴儿相似，代孕婴儿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为0%-6.5%，试管婴儿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1%-2.9%，捐赠卵母细胞孕育儿童的出生缺陷发生率为0.6%-2.1%。

运用ART技术可能会影响胚胎质量。吴等人控制子宫环境的影响，并通过比较代孕与来自同一载体的自然怀孕的结果，发现通过代孕出生的婴儿有早产率增加(10.1%对3.7%;P=.01)和低出生体重(7.8% vs 2.4%;P=.02)的现象。Pavlovic等通过比较同一代孕母亲先后运用ART技术孕育的婴儿和自然怀孕孕育的婴儿，发现代孕婴儿平均胎龄较低 (beta;=0.897;Plt;.001)，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类似。

代孕的心理影响

代孕的过程、经历和概念都与它们所处环境的文化和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除了知情同意和确保身体自主之外，法规还旨在保护代孕者避免遭受可能后悔的决定和经济剥削的伤害。然而，大多数研究旨在寻求代孕者在放弃代孕期间，明确显示出喜悦、成就感、骄傲和满意的情绪时的应对措施。为了准确地评估代孕者的心理结果，必须记录这些研究的地理位置，并将其报告。

美国和以色列

虽然对美国和以色列代孕者的定性访谈突出了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类似主题，但在美国还没有对代孕者的心理结果进行严格的研究。美国和以色列的代孕者认为代孕是一项有道德意义的事业，参与这种安排不会产生不良的心理后果。尽管各州立法对这一做法的规定有所不同，但如果这些规定的目的是保护代孕母亲的心理健康，则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些规定。

英国

在英国，利他的代孕是合法的，而商业化的代孕是非法的。在代孕后的5到12年，对代孕者进行半结构化的访谈以评估其长期心理后果。心理健康调查问卷和定性访谈显示，大多数代孕者仍与委托代孕夫妻家庭保持联系，而且这些关系大多是积极的。大多数代孕者对她们与委托夫妻的接触程度感到满意。那些感觉不积极的人是那些没有接触的人，而且8名代孕者中有7人表示想要与委托家庭有所接触。绝大多数代孕者认为代孕是一种积极的体验。与传统代孕相比，妊娠代孕的心理影响并无显著差异。代孕者最初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妇，而多胎代孕的动机是为了“帮助夫妇为现有的孩子提供一个兄弟姐妹”。总之，在收集数据时没有记录到任何有关代孕的心理健康问题。只有少数女性报告出现产后抑郁，这是非代孕怀孕的常见结果，仅有1人报告抑郁，因为她不能再做代孕。

此外，心理调查问卷显示，代孕者对怀孕部分的态度得分处于中间水平，这反映出他们并非是追寻怀孕本身的意义。在代孕母亲和委托人母亲之间，另一个一致的差异是代孕母亲缺乏社会支持。目前还不清楚这种支持的缺乏如何影响代孕母亲在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未来需要对这种支持进行分析，以确定如何最好地建立这些系统。

最后，尽管数据有限，但被研究的同性恋父亲对他们与代孕母亲和卵子捐献者的关系表现出满意或中立的感觉。唯一的不满情绪与出生后想要与代孕母亲有更多接触有关。另一项研究评估了通过代孕生下孩子的男同性恋父亲的幸福感，并将其与女同性恋家庭和使用试管受精的异性恋父母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代孕父母的幸福感没有在父母压力、抑郁、焦虑和关系满意度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加拿大

在加拿大，根据2004年的《辅助人类生殖法》，利他代孕成为合法行为。2019年进行的一项大型定性分析发现，在代孕阶段之前、期间和之后，代孕被视为一种积极和有意义的经历，对其他人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大多数代孕母亲与委托夫妻关系融洽，并与代孕家庭保持着持续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与禁止商业代孕的立法相反，一些代孕者报告说，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她们感觉受到了剥削。

印度

印度代孕者代孕的经历与西方医疗环境不同。社会和法律支持的缺乏以及社会的不认可直接影响了印度代孕者的经历。印度在代孕医疗旅游中排名很高。尽管大多数关于印度代孕者经历的研究在本质上是属于人类学的，但最近的实证数据已经阐明了印度代孕者的不良心理结果。在印度古吉拉特邦阿南德的一项定性横断面研究中，采访了来自1家生育诊所的15名代孕者。这一群体由年龄在21至30岁之间的文盲妇女组成，她们平均做过两次代孕妈妈。她们都结婚了，并且至少生了一个孩子。她们寻求代孕的动机本质上是追求经济利益。此外，她们表示代孕使她们感到一种长期的耻辱，这迫使许多代孕者在完成代孕后离开原先生活的社区并重新安家。接受采访的代孕者每人获得的补偿不到1万美元，许多代孕者表示，她们在怀孕期间住在“代孕旅社”。最后，尽管西方文化中女性的行为独立于她们的伴侣，但是在印度，妻子做代孕母亲必须经过丈夫同意。有趣的是，所有女性都因不可知的原因进行了剖腹产，而这使这些女性面临感染、手术并发症和更长的康复时间的风险。

这些结果阐明了与英国、以色列和加拿大等国家的代孕经验截然不同的文化信仰和国际体系。这些差异影响了印度的政策。2018年，《代孕条例法案》将商业和跨国代孕定为非法，但在印度国内禁止代孕的法案尚未获得国会两院的通过。

代孕婴儿的心理影响

对最近已发表的关于代孕心理学的文献进行的最大规模、最系统的回顾性研究，分析了代孕母亲与委托夫妻之间的关系、代孕者放弃孩子抚养权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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