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APP：云端社区视频的收集与农村扶贫的新路径外文翻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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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APP：云端社区视频的收集与农村扶贫的新路径

摘 要

近年来，逐渐被人们所熟知的社区视频是影像制作者所关心的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短视频制作技术门槛低，普通人可以通过便携设备即时分享内容，这为社区视频的云集提供了机会。同时﹐短视频APP不仅是记录世界的“镜子”，也赋予了个人开展一系列农村扶贫公益活动的权力。本文试图关注这种新的视频实践形式，分析短视频APP的云社区视频采集﹐探讨短视频记录的社区视频与传统社区视频的异同，短视频APP的社区视频目前的发展趋势和可能的愿景。

关键词：云社区视频；短视频APP ；农村扶贫

1.简介

社区视频也被称为参与式视频、另类视频、草根视频、过程视频。作为20世纪西方发展传播的一种工作方法，社区录像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并与后来的新社会运动(环境运动、女权运动、原住民运动等）相结合，最终成为全球社区建设和参与式发展传播中的一种录像类型。[1]Shaw和Robertson (1997)将其定义为一种集体活动，创造性地使用图像记录设备，通过纳入参与者，记录自己和周围的社会，制作自己的视频。节目的制作过程掌握在社区成员的手中。作为一种社会干预方式，社区记录往往关注特定城市、乡镇和农村社区的发展，通过与社区的参与式合作，最终促进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

2.短视频应用为农村实地调查搭建新路径

作为基层社会发展的视频实践，社区视频在赋予弱势群体权力、促进民众参与、加强沟通、维护少数人利益、解决发展问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目标是促进社会变革。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对场景的需求也随之产生，短视频APP因其便携的录制方式，迅速成为社区视频发展的新形式。短视频类型多样；信息承载量大；可视化程度高；观看方便。既能满足受众的娱乐需求，又能实现信息传递的功能。近年来兴起的纪实性短视频，以真实性为原则。它取材于当下的真实空间和自然风貌，呈现出发端者较短的非虚构的活动视频。这种活跃在短视频APP平台上的纪实类短视频具有制作周期短、个性化程度高、制作成本低、手机拍摄、实时传播﹑实时话题等特点。但在创作和传播上，它更具有灵活性和平台性。[3]

从行业整体情况来看，腾讯的“秒拍”、美图的“美拍”、微视的“一拍”视频和“二更”视频、“papi酱”的成功融资，以及特色鲜明的“梨视频”和西瓜视频的快速发展，记录生活的“抖音”和“快手”促使短视频的形成。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媒体的故事和图像提供了符号、神话和资源，参与了当今世界许多地方大多数人所共享的文化的形成”。通过控制闲暇时间，塑造政治观念和社会行为，同时为人们铸造自己的身份提供素材，媒体促进了日常生活结构的形成。[4]短视频APP记录了农村社区视频，是塑造农村媒体形象的重要渠道。尤其是以网络短视频为代表的农村自主表达，不仅成为构建农村形象的新方式，而且在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不断形成价值的审美判断和自我认同，最终成为当前农村实地考察的新路径。

短视频是最直观、最便捷、最有效、最复合的表达方式，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器官，智能技术让视频录制和上传变简单。在这种媒介环境下，娱乐社交平台和网络短视频APP成为最时尚的休闲应用，尤其适合农村群体的媒介接触特点。人们很难在茫茫人海中遇到让我们有表达欲望的人。边缘人通常是最有潜力的纪录片题材，但这些人通常对你的好奇心保持警惕。四五线城市的媒体下沉群体通过 “快手”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甚至形成了具有本土化的部落群体，形成了从线上到线下的社会生态。例如，聚集在“快手”平台上的卡车司机群体在虚拟空间中记录了沿途的知识和风土人情，从家里带来的驴肉汉堡在休息站与屏幕外的观众分享。快手的“城市对城市”功能允许视频人类学家在世界任何地方移动坐标，并要求“快手”展示坐标附近的真实世界的生活。从日常生活的私人背景和公共背景下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声，到在虚构的世界中超越自我，观众融入了组织，找到了归属感。农村用户通过发布和观看以农村为主题的视频，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交流空间。视频内容隐含着价值导向、象征符号、生存诉求等元素。它也成为一种与农村产生共鸣的共享文化，为碎片化的农村现实提供了网上的分组部落，形成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圈子。经过实地调查，社会学家杨波说。经过实地调查，社会学家杨波说：“我们在西北地区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做了一个叫lsquo;长城地带rsquo;的课题。后来我们发现，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很多有研究价值的主播，甚至有人在直播中走遍了整个长城。如果我们学会了使用 lsquo;快手rsquo;，效率就会大大提高”。在短视频APP的帮助下，沉淀在广阔生活中的瞬间闪现，摆脱了时代的表象，不仅给观众带来了娱乐和享受，也为人类学家提供了便捷、强大的云端选题数据库。[6]正如他所说：“我曾经花了半年时间去西北寻找散落在民间的穆斯林武术的后裔。然而，在lsquo;快手rsquo;我花了三天时间完成了收集。”同时，短视频APP还记录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过年期间，全国各地的祭祀活动中，以闽南“三皇子”为代表的“电子音”成为热点。这些调查材料需要社会学者深入当地获取，通过媒体技术的突破，掌握大数据挖掘和归纳技术的学者可以轻松获得云社区视频的收集。“快手”APP已经逐渐形成了以农村人口为主要活跃群体，传播农村视频，展示农村文化的重要在线领域。“快手”APP将分散的村落连接在一起，在网络空间形成了一个农村网络聚落，展示了农村的生活状态，回望了乡土价值，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了农村的现实，重塑了农村的文化行为和精神结局。

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先生就提出了“媒介作为一个人的延伸”。50年后的今天，媒介的延伸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感官，而是进入了更深的层次。淘宝和路边店延伸了人类的消费欲望；天猫和淘宝网延伸了年轻人使用的荷尔蒙；谷歌和知乎延伸了文化精英的知识和经验；而短视频APP则延伸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当短视频APP上的视频作品迅速掠过受众的指尖，成千上万的生活方式将人类延伸到视网膜上几平方厘米的无数双眼睛。这种由媒体力量赋予的超强力量，蕴含着价值取向、符号象征、生存诉求等元素，也成为一种与乡村共鸣的共享文化，为碎片化的乡村现实提供了网络社区部落，形成了一个由虚拟媒介构建的文化圈。

3.短视频平台参与农村精准扶贫

除了大部分的日常细节和娱乐视频外，短视频应用平台还承载了小部分思考和讨论农村现实问题的议程。大部分内容通过拍摄农村小学糟糕的教育条件来反映中国教育资源的不平衡。通过记录返乡创业的心态，他们对村庄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此外，还有农村公共福利和农村环境污染问题。例如，当时的“瞌睡虫”就一直致力于反映农村留守儿童日益严重的困境。贵州省苗族彝族自治州的Shirley一直是唯一健康的劳动力来从事农活，从而改变了个体贫困的现状。在短视频时代，在贫困地区推广自媒体旅游产业的门槛正在迅速降低。短视频APP的竖屏播放、高清、音乐等元素，特别适合壮丽风景的传播。在“抖音”中，除了西安、重庆、成都等新一线城市走红外，还有不少人口稀少、自然风光优美的县级行政区走红。根据《抖音县域景区数据报告》，在最受欢迎的九大县级景区中，约30%位于贫困县；在“抖音”最受欢迎的十个县中，有四个贫困县，包括凤凰县、稻城县、栾川县和永和县。在“抖音”十大景区中，有5个景区位于贫困县，包括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上善庄花海、张家界大峡谷的彩色海洋、玻璃桥和牛奶海。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该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今年9月，“抖音”与栾川县旅发委共同发起了“仙境栾川”的挑战活动。仅崇渡沟景区天桥的一段短视频就在“抖音”上获得了30多万个点赞，成为网络红人。“仙境栾川”的播放量已超过8亿。点赞多的“抖音”用户拍摄了栾川县潭头镇博云岭村的特色扶贫项目“博云妈妈面”的短视频，点赞数超过10万。该村主要书记杨浩波说，县城周边的很多朋友因为看到这段视频，专程到村里来吃面。国庆期间，农家面馆“山顶人家”每天一到饭点就爆满，要忙到下午三四点才能休息。7天的收入超过了2万元。今年黄金周期间，栾川县共接待游客31.79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78亿元，游客较去年大幅增加，全县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7.2万人次，景区内新设立的旅游扶贫摊点共带动贫困户138户，人均收入达到国家扶贫标准（3000元/年）。 通过大数据技术和实地考察，字节跳动扶贫项目组优化了栾川的品牌定位，完成了当地扶贫短视频APP平台的精准设计。此外，还可以为当地媒体从业人员举办新媒体技能培训，帮助旅游从业人员掌握“抖音”“头条”等新媒体平台的内容创作技能。而栾川当地的旅游从业者可以自发地、持续地展示家乡之美，树立旅游品牌，并长期推动当地的扶贫工作，实现造血式扶贫。

2018年11月，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有一个官方电影节，由浙江报业集团和蚂蚁金服集团主办。主题是“100张互联网变革的面孔”，7位“快手”用户被选中。其中一位是四川省大凉山昭觉县悬崖村的阳阳，他的彝族名字叫“莫须有”。2017年6月30日，中国移动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基站，手机信号覆盖了这里。仅仅一年时间，悬崖村就有10个“快手”用户，拥有10万名粉丝。贫困地区的农民用“快手”记录每天的农活，如爬梯子、采蜜等，他们在“快手”上销售自己的土特产，改变自己的生活，从而完成了经济扶贫。电影节上的另一位“快手”用户是“温暖和舒适”。他是甘肃省成县的返乡创业者尚玉康。他养了4000只鸡，有40万个粉丝。他在喂鸡时总是做很多暖心的字画。短视频和直播使主播和粉丝更容易建立信任，这就是媒体的社会黏性。在农村扶贫中，短视频APP平台精准定位适合视听语言的地方产业，使原本简单的农业生产职业模式发生改变，甚至颠覆性的调整。短视频的社交关系，让粉丝和观众因为用户的粘性而成为另一个层面的价值客户。另一个典型案例是贵州省黎平县高堡村扶贫第一书记吴玉生，他们通过动员村里爱玩“快手”的年轻人，组织7个少数民族女孩打造了一个“浪漫七仙女家庭”的IP，更新她们的日常生活。这个账号在3个月内已经发展到近4万名粉丝。团队每天早上开选题会，每天晚上直播，直播结束后开总结会。每天的直播收入约为1000元，每月的价格为3万元。县领导很开明，成立了“快手”办公室。全称是“快手”网感扶贫协会。短视频APP平台将武书记和最年轻的被称为“DongDilraba”的人纳入第一批幸福村长，并与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农村创业学院的第一批学生一起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目前，这个账户有14w名粉丝，他们成立了一个公司来推广侗族的服饰，并计划建立一个旅游基地。这样一来，就有了文化旅游扶贫的项目。

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大众传媒一直关注城市，对农村的关注度较低。中国的传统互联网市场也主要针对一线城市20-35岁的高知人群。短视频APP的出现将视线导向非一线城市。据统计，短视频APP的核心用户中有40.3%来自四线及以下城市。学生平均教育水平较低，使用粘性较强。在短视频平台上，关于农村和乡村生活的微记录随处可见。在此基础上，“快手”推广“快手快乐村”项目；“抖音”推出“山里的抖音是一道好风景”项目，形成个性化的精准扶贫和地方文化旅游扶贫。与政府主导的传统公益模式不同，“快手”的公益传播依托互联网发展的社交媒体，以短视频的形式吸引更多网友参与。在这种传播模式下，“快手”作为公益活动的发起者，具有信息传播快、传播范围广、用户基数大、视频信息真实可靠等优势，发挥着重要优势。

4.未来方向︰短视频应用参与社区视频和农村

当来自于社区的参与，由社区主导、多方位服务于社区公共事务的短视频APP完成了社区视频的云集，并逐渐融入到当下的社区治理中。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普及，日益增长的文化议题也将在社区内外产生广泛、持续、巨大的社会影响，从根本上面向社区治理，进而形成新的“文化-治理”社区关系。在此基础上这一点，基本可以将社区视频参与社区治理的一般路径设定为：社区议题→影像工具→文化事件→议题延伸影像产品→传播扩散→集体行动→问题解决。[7]影像成本与媒介素养，影像霸权与影像伦理，传播边界与联盟形成，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影像“赋权”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将直接影响“关系”的形成和治理效果，以及社区文化和安全。社区视频参与社区治理是一个广泛而开放的话题。坚持面向社区的社区视频，可以是社区的口述历史，可以是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文化活动的表现，可以满足社区成员的情感认同、身份认同和精神文化需求。它可以是类似上述的生产、生活，甚至是扶贫等各种问题，以满足社区的平衡发展和共同进步。也可以是对社区环境与资源、街道与建筑、民风与人情的真实写照，从而了解、认识和反思自己的本质和人性。它也可以是为自己的权力和权利而奋斗，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释怀。的责任和义务，以满足基本的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的基本愿望和分享意愿。

此外，在这样的社区治理框架下形成的社区视频，一定是多社区文化建设的新增长点，在这个新的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完成社区文化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充分生成。这也正是社区治理的核心所在。“社区治理的目的是为居民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社区居民的基本设施建设等，后者主要是指社会资本”。[8] 而这种面向社区的视频制作和传播，需要时间来形成一条有别于西方社区视频主流的发展道路。以“冲突论”为核心的媒体行动主义道路，走上了一条“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的道路。这不仅有利于社区视频的发展，也有利于社区治理的愿景，最终走向善治。

5.结论

短视频APP的创新实践开辟了云社区图像采集的新空间。创造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国家图像的“生活美学”的记录。创作了不同于传统国家图像的“生活美学 ”记录。同时，伴随着UGC社交短视频的生产潜力，一种新的传播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在云端采集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的短视频﹐通过高质量的内容﹑渠道传播和创意理念﹐完成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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