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社会工作对其角色、目的、价值的反思 外文翻译资料

老年社会工作对其角色、目的、价值的反思 Mo Ray 、Alisoun Milne、Christian Beech、JudithE. Phillips、Sally Richards、Mary Pat Sullivan、Denise Tanner、and Liz Lloyd

摘要：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连续的福利政策削弱了老年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专业领域。英国人口老龄化为老年社会工作重建提供了一个机会。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有长期的生活条件，家庭护理人员的显著增长，加强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这些都使社会工作重新定位，在实现关键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者特有的技能和知识，使他们能够管理当前挑战卫生和福利服务的的问题；复杂的需求、风险、过渡、生命的终结、护理人员的压力和脆弱。年长的服务用户重视社会工作者的方法、投入和专业技能，而社会工作者有更大的能力提供可持续的支持，这也是相关的。对于老年社会工作来说，要有一个未来，不仅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专业角色，还必须重新确立对社会公正的承诺，投资建立有效的证据基础，并在社会工作课程中嵌入与年龄相关的教学。

关键词：老年的； 老年人；社会工作

导言

与儿童和家庭的社会工作相比，老年社会工作的作用和目的一直都是被测试和低估的 (Lymbery, 2005)。在过去的20年里，连续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在破坏已经很脆弱的社会工作基础上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在老人身上 (Lymbery and Postle, 2010)。尽管最近的政策发展对个人主义的支持似乎与社会工作的技能和价值基础产生了共鸣，但关于它在自我指导治疗领域的角色仍会有相当大的混乱(Carr, 2010)。尽管政策肯定了社会工作对成年人的重要性，但在成人社会服务协会(ADASS)和卫生部的招聘数据显示了一个下降的趋势。老年社会工作的常规(重建)的影响导致了对它缺乏独立性和独特身份的批评。

本文提出了老年社会工作的案例，并提出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在英国，一个被下放的英国，公共部门的限制以及福利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契约的重新审视的时候，对老年社会工作的功能和未来的回顾是及时的 (Ray and Phillips, 2012)。本文开篇提供了背景:对英国老年人的人口统计和社会政治背景的简要概述。在开始考虑社会工作服务对老年人的益处之前，本文讨论了每一种社会服务的连续改革及其对老人社会工作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了重振老年社会工作的潜力，特别强调它在与老年人打交道时所扮演的角色，这些老年人有着复杂的需求和多维的脆弱性。

上下文

英国及其欧洲同行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其特点是多样性和异质性。无可辩驳的是，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自上世纪40年代引入福利国家以来，生活质量已经大大提高了，在健康方面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地方，包括增加的数年没有残疾的生活。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在以后的生活中，特别是那些85岁以上的人，身体不好，长期生活伴随着疾病是最普遍的。在生活在社区的老年人中，71%的人表示他们有长期的疾病或残疾，42%的老年男性和46%的老年女性报告中说他们的疾病对他们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Victor, 2010)。

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是研究衰老和以后生活经验的核心。一种生活方式要考虑到影响整个人的健康的那些问题以及那些在老年时对健康产生影响的问题(Victor, 2010)。社会性别、种族、阶级交叉的不同轴是生命历程分析的重点。长期暴露于社会经济不利因素的深远影响与不良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包括较年轻时的长期患病和较短的预期寿命(Milne, 2009)。2011年，英国有180万(16%)的老年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有110万(9%)生活在严重贫困中，另有110万人处于长期贫困状态(即在过去四年中至少有3年处于贫困线以下)(2010年的工作和养老金部门)。尽管英国老年人的生活水平总体上有所改善，但有证据表明，在收入、社会阶层、性别、种族和残疾等方面，与收入、社会阶层、种族和残疾的差距越来越大(Moffatt等人，2012年）。

年龄歧视无论是明确的还是含蓄的都被认为对以后的生活产生了有害的负面影响(Age Concern and Help the Aged, 2009)。英国年龄(2012)的研究表明，英国61%的老年人认为年龄歧视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对机会和包容的多级障碍。对老年人的研究也表明了在服务环境中存在歧视的证据;在2008年接受调查的老年用户中，64%的人认为健康和社会护理人员并不总是尊重他们的尊严(ICM Research, 2008)。基于年龄歧视的经验也在精神卫生服务中出现(Centre for Policy on Ageing, 2009;Health Care Commission, 2009)。“新视野咨询”(2009年，2009年，第71页)认为，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老年人在精神卫生保健的各个层面受到普遍的歧视。

从社会工作到护理管理

在20世纪80年代，公共部门服务被批评为“单一的”，对去机构化的呼吁的回应是片段的和缓慢的(Griffiths,1988)。随后的社区护理政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一问题的一种支持，也是减少社会福利公共资金投入的政治推动力。福利服务的市场化以及强调家庭在为老年亲属提供支持方面的积极作用是一种陪伴的思想原则 (Means and Smith, 1998)。成本控制和对那些最需要的人的资源分配成为了一个明确而合法的福利目标并且一直保持着它的重要性。

社区护理对个人社会服务机构的影响，是将其导向转向社会工作的管理模式并重新命名为护理管理。根据Lymbery的说法，护理管理的束缚已经对老年人的窒息行为产生了影响;这也导致了与老年人一起工作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机会减少 (Lymbery, 2010)。社区护理政策指导(1991年卫生部门)强调技能和判断力在与客户一起工作时的重要性，这反映了一种适宜水平的复杂性，同样的，很大程度上，需要首先从服务用户的关注点开始。但是，要求在日益增长管理主义的环境中管理有限的资源，已经逐渐侵蚀了这些愿望。

过去20年护理管理过程中，有效地抑制了与老年人(以及他们的护理者)叙述的实践，采取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方法，或是考虑了生活的经历 (Sullivan, 2009)。它也不打算承认，更别说解决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或者满足社会经济或历史原因的需求(Richards, 2000)。社会工作人员直接与单个服务用户合作的机会已经被资源发现和服务分配取代了(McDonald et al., 2008, p. 7)。 批评者认为，社会关怀的叙述与老年人的叙述之间产生了一种失调:一种以成本为主导的话语，已将护理过程从一种过程简化为一种金融商品(Lloyd, 2010)。

矛盾的是，那些最有可能获得社会服务支持的老年人也最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或者是要有最复杂的需求。这恰恰是要求社会工作者拥有最高水平的技能，知识和专业的判断力(McDonald et al., 2008)。由行政程序主导的实践，无法有效地评估和满足这一组用户和护理人员的需求，然而，评估管理方法仍然是分配福利资源的关键组织机制(Lymbery, 2005)。值得注意的是，这与儿童和家庭的社会工作实践最近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被鼓励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孩子身上，建立人际关系，并挑战过度程序化的实践(Munro, 2011)。

从护理管理到自我指导的护理

尽管服务用户可以选择个人预算，而不是直接提供服务，自1996年社区护理(直接支付)实施，个性化议程在英国日益被重新定义为向符合条件的人提供直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现金支付代替服务现在被看作是人们接受持续关怀和支持来实现个人护理，选择和控制和维持，或恢复，独立和自治的主要机制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0, p. 16)。

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一些服务用户来说可能是合法的，但当前的政策叙述更多地是针对年轻人而不是那些有很高需求的老年人，这些人需要依赖他人来照顾他们(Lloyd, 2010)。此外，它不考虑生活课程不平等对老年人健康和福祉的影响，并将疾病和支持需求视为相对短期和可治疗的 (Grenier,2012)。此外，随着货币政策的制定导致老年人在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减少了。在2005年至2011年期间，使用公共资助的社会护理服务的老年人人数下降了超过7%:那些有复杂需求的老年人被排除在外或者是那些有自有自己个人预算的人被排除在外 (Humphries, 2011)。

在实施方面，英国有相当大的变化(Davey et al., 2007)。英国拥有个人预算的人数最多的;在威尔士，这些几乎都是年轻人使用的，在苏格兰，大约十八个人中使用传统的家庭护理服务用于每个人使用个人预算(Samuel, 2011)。对于有生理或学习障碍的年轻人来说，有积极的结果(Leece and Leece, 2006)但与老年人有关的证据更加模棱两可。国家对试点网站的评估强调了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没有证据表明在接受个人预算时老年人的控制水平提高了(Nettenet al., 2012)。可用个人预算的挑战和或当事情出错时该怎么做，高龄者财务滥用的趋势日益显著(Manthorpe and Samsi,2013)。直接支付安排对波动和不确定条件的响应能力仍然是一个问题。在最近的证据审查中，Slasberg等人(2012)得出结论说，个人预算并没有为用更少的钱带来更好的结果，并指出在资源水平足够的情况下，会发现更好的结果 (Slasberg et al., 2012,p. 1033)。值得注意的是，在威尔士，个人预算被视为加强控制(WAG，2011，第15页)的一个重要工具。威尔士政府明确地认识到，对于一些服务用户来说，管理他们自己的照顾可能是负担过重或不受欢迎的。

社会工作在自我控制的领域中扮演的角色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指导文件表明，社会工作具有持续的作用：社会工作的重点是支持独立，为因残疾和心理健康问题年龄和其它因环境的影响而面临困难的人们提供选择和控制(Putting People First Consortium, 2010, p. 1)。对服务用户的研究表明，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的支持尤为必要，lsquo;当他们(用户)感到最脆弱的时候，管理风险和利益，建立自尊和抱负这样他们就能控制或做出艰难的决定rsquo;(Putting People First Consortium, 2010, p. 2)。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与其他用户群体相比，老年人更有可能使用社会工作作为保障个人预算的来源，并在社会工作者参与时报告生活质量、选择、控制和尊严方面的改善(Carr and Robbins, 2009)。其他的证据来源则是自我导向的机制是用来替代社会工作的。劳动力情报中心估计，由于个人预算的引入，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减少了(CWI, 2012, p. 6)。当然,有一个中期的通常不透明的假设在政策制定者中，老年人的社会工作者将主要被保留在调查成人滥用的狭窄任务中。

最近英国政府就个性化议程制定的政策，在那些需求复杂多变的老年人的问题上基本保持沉默。事实上，信任是有非常少数的老年人缺少实施指导的现实，需要有大量的社会工作经验的人和不熟悉的人合作(Lloyd, 2010)。有高支持需求的老年人不能利用个人预算可能会经历lsquo;次级国籍，没有直接付款的双重下划线rsquo;(Scourfield,2007, p. 119)。但是，理解老年人可能不想管理个人预算并不等于否认他们完全参与到影响他们护理的决策中去的权利而是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实际反应(Lymbery and Postle, 2010, p. 2515)。确保一个人的需求得到适当的满足以保护他们的尊严，自治和代理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只考虑独立和选择的问题(Lloyd, 2010;WAG, 2011)。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老年社会工作的特点，它取得了什么成就，以及有什么证据证明它是有效的。

老年社会工作是否有独特的贡献

老年人的社会工作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历史，这段历史是被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较低的老年人长期处于福利状态，减少与老年人的专业工作以及与当地政府主要雇佣的相关限制所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老年人服务的发展始终是低优先级的(Means and Smith, 1998)。老龄化的生物医学强调了衰退和赤字，在以后的生活中，并没有促进更复杂，更重要的。政策的反应支撑了有限的期望和愿望，以及老年的时候，由于一种不正当的财政刺激，让老年人进入国家资助的养老院(Means et al., 2008)。在早期，老年医学研究也倾向于通过关注老年的问题和提供护理的成本来反映这一观点(Estes et al., 2003)。这些消极的特征为老年人的社会工作提供了行政方面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缺乏治疗机会或使用先进的技能或知识 (Stevenson,1977)。专业技能的退出进一步侵蚀了老年人服务的社会工作投资并强化了与老年人共事的观点是无趣的。

老年社会工作研究及其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具体贡献是有限的。一个基础的问题是它的定义。目前在老年医学研究中所占的比例很大一部分都是在研究团队中要有一个合格的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实践有影响，或与年龄较大的社会工作者接触过。例子包括:痴呆护理、家庭护理、长期护理、长期护理、临终关怀和虐待老人等。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关于衰老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明确地承认一个项目或研究是社会工作研究是非常罕见的。社会工作本身有限的宣称拥有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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