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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工作是一种社会工作的方法,它帮助人们通过有目的的团体经历来提高他们的社会功能,并更有效地处理他们的个人、群体或社区问题(Marjorie Murphy, 1959)。
社会团体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带来积极的变化,它被定义为一个教育过程,强调个人的发展和社会调整,通过自愿结合和利用这种联系作为促进社会理想的目的的手段。它是一种心理社会过程,它关注于发展领导和合作,以建立一个社会目标群体的利益。社会群体工作是一种方法,通过这种个人在团体在社会机构设置由一个工人帮助指导他们的交互通过小组活动,这样他们可能与他人和经验增长机会按照他们的需求和能力的个人、团体和社区发展。它的目标是通过在群体情况下相互作用的人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创造这种群体情况时,为共同目的的综合、合作的集体行动提供条件。它也是一个过程和方法,通过这个过程,群体的生命受到了工人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指导着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实现在一个民主的参照系中孕育的目标。其鲜明的特点在于,群体工作作为个体成长与发展的一种手段,是群体工作的一种方式,而群体工作者则是为了提高民主社会的社会责任和积极的公民意识而关注的。小组工作是一种为个人内部和通过小的面对面的群体服务的方式,以便为客户的参与者带来期望的改变。将权力结构看作是复杂而部分开放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部作用的影响
赋权的实践模式大体如下:
消除案主身上的、起源于负面评价的各种消极反应,让他们看到自己能够在解决自身面临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发现并消除影响案主的障碍,发现并实施有利于有效解决问题的支持性措施。
对于无力感,社工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意识。例如,我们可能会将对某种社会保障津贴的倡导过程看作是单纯使用社工技巧的过程,或者将案主排斥在这一过程之外。我们必须认真评估这些可能性及其可能给案主带来的后果。社工也不应仅仅因为我们将案主看作是解决他们自身面临问题的因果性行动者,就将他们视为问题存在的根源。例如,我在工作过程中曾经遇到过一个妇女,因为孩子的成长不很理想,她被指控疏忽孩子。在这项工作过程中,我曾经试图帮助该妇女找到如何在每天都花一定时间陪伴孩子的办法。显然,这种做法是将她看作解决问题的因果行动者的结果,我没有让他人来取代她照顾孩子的权力而将其孩子直接送到哪个养育院去。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变得很沮丧,并开始责怪该妇女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伻能更好地陪伴孩子,责怪她在与孩子的玩耍过程中缺乏创造性。这便错误地将该妇女看作是她面临问题的原因。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该妇女生活过程中的贫困,以及因为这种贫困她被迫为生计四处奔波、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满足生活需要这些事实,我们的工作将可能更加适当。同样地,该妇女在其自己的童年时期没有接受到其母亲的必要照料,也可能影响了她养育孩子的能力。因此,如果能够聘请一个年纪更大的、能够帮助该妇女处理家务并较好地承担家庭责任、照料孩子的妇女作为我们的工作助手,那么,问题可能会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
我们可以将非种族歧视的实践者的能力特征,应用于对受压制群体的工作之中。这些特征是:
发现对行为的另类解释的能力,特别是发现那些可能被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另类解释的能力;
用不同线索去寻找切合案主的另类解释的能力;
感受对所有人群,无论种族或其他特征的温暖而诚恳的关心与同情的能力;
直面误解、扭曲他人的真实而温暖地关怀的案主的能力。
我们也可以非常实用地将所罗门的让黑人个案参与到社会工作过程中的方法,应用于其他更广泛的社会工作领域之中。这种借用的潜在逻辑是:大部分来到社工机构的黑人都是被其他人驱赶进来的,他们并不指望能够从社工那里获得什么有用的东西。尽管黑人案主并不信任白人和现存的社工机构.但是我们必须在不同的种族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其他社会工作领域中,案主对机构的不信任情绪也同样广泛存在。因此,社工必须表现得对案主的沟通模式、生活模式与生活经验非常熟悉,并且在案主面前充分展示自已的“真诚”。考虑到案主可能在其他地方遭受到的歧视、压迫,社工清楚地表明自己职业的助人特性就显得特别重要。
对动机、能力与机会的评佔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案主获得服务的机会就常常因为这种评估的不到位而受到阻碍。当然,我们对动机的评估标准可能并不恰当,因为社工所看重的东西与案主所属文化所重视的东西往往并不一致。因此,对于案主的文化期望、文化模式的了解,往往有利于我们理解案主行动的内驱力。如果我们能够在案主看来更加安全的地方一而不是办公室或其他正式的工作环境 对案主的能力进行评估,结果可能会更加准确。对机会的评估需要特别小心。因为案主往往会被错误地指责不善于利用机会,而实际上,因为种种限制,机会根本就不存在,就像上文提及的那位被指责的母亲根本就没有时间去陪伴孩子。在与案主订立的契约中,案主始终应该被视为主要的因果行动者。
能让赋权过程最有效地进行的“社工角色”是这样的:
以能提高案主自尊与解决问题能力的方式,为案主寻找资源的资源咨询员( resources consultants);
以尊重案主的方式让案主更好地认识自己;
通过教育训练去提供让案主完成具体任务的过程与技巧。
例如,我曾经在工作中遇到过一位行动日渐不便的亚洲老人。因为很多朋友都返回到马来西亚,他感到很孤立。我并没有简单地将他安排进日间照料中心。这种办法,在我看来很可能是冷酷无情的。相反,我提议由我和他自己共同寻找通过我们所熟悉的组织而建立社会联系的可能性。我们一起提出我们自己认识的组织。在我前往我从前未曾联系的机构时,我让他陪我一同前去。他并不喜欢这种工作方式。然而,在有了这样的经验后,他为自己建立、保持了其他的一些联系;尽管他没有参与到我们联系的那些组织的活动中去,在这之后,他看上去更喜欢多外出走动,并且在他所在的社区建立了一些社会关系。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在我们一起进行的活动中获得了一定的社会交往技巧与自信,因为他学会了如何用新的方法去建立社会联系。
赋权的一个重要策略在于帮助案主为其所在的家庭、邻里或社区提供一定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案主与社工需要协同努力,案主与社工之间可能建立起一种更加平等的关系,而社区成员的相互依赖感也会得到提高。例如,帮助一个妇女提高照顾孩子的技巧可能提高她自尊的程度,赋予她以回馈社区所需要的技巧,改善她的家庭关系,并能防止她的孩子在人生的早期发展阶段遭受不利的生活经验。
MUllender与沃德:自主性小组工作
Mullend与沃德(1991)在其对自主性小组工作(self- directed groupwork)的论述中,为我们清楚地揭示了聚焦于小组工作环境与过程的赋权理论的轮廓。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这种团体性工作(p.2)视为其他更广泛形式的社会行动的基础。他们认为,一方面赋权行动必须是自主性的(也就是服务接受者的自主),另一方面赋权过程还必须伴随着对压迫的反抗。压迫被界定为一种事态( state of affairs),一种有利于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群体的理论假设藉以建立并歪曲社会关系,以致所有社会制度都受到影响的事态。它可能限制社会中的非支配性团体成员的生活机会与经验。这个定义意味着赋权工作必须直面权力的本质。赋权工作不仅需要在直接的工作过程中正视权力的本质问题,也需要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存在与发展方式中注意这个问题。无论社会结构是否有利于支配性群体,它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该群体的利益。相比较激进的国家理论与阶级理论,这一点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其适用性也更加广泛。然而,很多来自于女性主义或反种族主义工作中的观念对于自主性工作也是十分实用的。我们必须将对情境义工作中的观念对于自主性工作也是十分实用的。我们必须将对情境( Situation)与行动( action)的分析囊括在内来开展自主性小组工作。相比个体性工作与家庭工作,这个理念在小组工作中可以得到更好的实施。因为在个体性工作或家庭工作中,私人困扰归因的个体化倾向(individualization of private trouble)是如此显著,以致很难形成共同的社会反应方式。而在团体中,人们则可以分享资源,协同行动。
自主性小组工作的实践模式包括五个阶段:
发现一个可以和谐合作(co-working)的小组、咨询性支持和对赋权原则的认同。
开始(taking off)以工作伙伴的身份与服务接受者相处,通过开放式计划” (open planning)与服务接受者等共同对小组活动进行计划。
为行动而展开的团体准备( group preparation):帮助团体发现要解决的问题,寻找问题存在的原因和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
行动( taking action):团体成员执行协商好的行动计划
验收( taking over):社工开始从团体活动中引退,团体自身则开始总结自己的收获,评估存在的问题、问题存在的原因以及问题解决办法之间的关系。然后,团体开始发掘、辨识新问题,探索问题之间的关系,然后再决定如何行动。
然后上述过程又将重新开始。由于可以给服务接受者带来更丰富的生活体验,并能为其提供更多的支持,合作通常广为人欢迎。而在质疑、挑战社工在帮助案主时用的反压迫视角,咨询的作用则是必需的。
赋权实践的五个重要原则是:
任何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技巧、理解与能力。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它们的存在,而非只是看到加在案主身上的负面标签
人们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特别是被聆听的权利、主导自已生活的权利、决定是否参与的权利以及界定问题与采取行动的权利。
人们面临的问题总是社会中存在的压迫问题、政策问题、经济问题与权力问题的反映,同时,它也反映了人们自身的个人不足
人们的集体行动可能强有力,实践工作一个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
以你宣传的方式实践涉及促进,而非“导引”,或质疑压迫
用赋权方法开始小组工作,社工需要做好以下事情。社工必 认一个业已存在的团体,并与它就其团体成员面临的问题解决办法签订协议。或者社工应该先了解一两个团体成员的想法,然后看看其他成员是否有相同的想法,并在这个基础上为团体成员确立目标。自主性小组工作并不是为实现社工机构的目标而开展的,它也不是社工个人喜好的宠物计划(pet project)。为使每一个团体成员在团体中都不至于受到压制,我们应该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给那些可能受到压制的如黑人、残疾人、老年人或妇女—以明确的告示。社工应该接人受下面这个事实:将团体成员资格的获得或放弃建立在自愿与开放的基础上,就必然会导致团体成员的变动,因此,团体的规模并不会有大小的限值。团体活动的地点,应该选择在有身体缺陷、交流缺陷或其他需要照顾他人而可能不方便参与团体活动的团体成员可以方便到达的地方。而且,它最好是在团体成员自己所在的地区,或其他中立的地方。团体成员应该自行前往团体活动地,而不是通过搭乘社工机构提供的交通工具前去。成员间的协定(agreement)与相互照顾(mutual convenience)系统应该决定好团体活动的时间频率(timing frequency)与活动次数。团体成员应该同意并执行有关小组工作开展、活动记录的制度。社工在其中的角色应该清晰化,特别要与社工在和服务的接受者交往过程中的其他角色区分开来。团体是为解决大家所一致认定的问题而产生的,其目标并不在于解决服务接受者的个人问题。
在行动的准备阶段,社工要设法让参与者明辨自己究竟面临什么问题。为此,可能要使用头脑风暴法,创设一种不同个体对问题的反应的艺术走廊,使用电影与录像或团体成员设计的展示卡片来作为问题讨论的启动器。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的过程可能包括一个意识唤醒的过程(参见第十一章)。其中,社工应该帮助团体成员进行设问。这意味着需要引领参与者走过下面五个阶段
描述-- 你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情?
分析— 它为何发生?
相关问题—它导致哪些问题?
根本原因—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行动计划—我们可以如何应对已发生的问题?
一般地,社工不得不帮助团体的参与者找到信息交流的有效办法在办法找到后,团体就可以进入一个反思性循环(观察、思考与计划):采取行动,察看结果,然后再利用新信息重启该循环。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过程包括一个将问题分解为不同组成部分的过程,而非如任务中心工作那样强调对整个问题的解决。这样,团体就可以在黑板上或大片的纸张上对由这些不同组成部分构成的方格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在分析过程中划出一条轴线来识别可能的行动者,划出另一条轴线去设定行动的时间序列表(现在一稍后一更远的将来)。对其中权力场(force-field)的分析,有助于人们评估对支持或反对某种问题解决办法的不同压力。
行动”阶段可能会伴随着公民运动过程和建立利益的代表制度的过程(如通过与其他机构联系或结盟去建立倡导计划或提升团体的影响力与行动水平)。与其他团体的交流和对其他团体的参与是一个很重要的行动策略。社工应该帮助团体深刻挖掘问题发生的原因。在团体第一次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不成功时,社工的这种帮助尤其重要。对问题发生原因的深刻发掘,常常可能给我们以后的行动提供某些有用的启示。对于“行动”而言,能让更多的人听到社区的声音Payne(1988)的社区艺术(community arts)与其他技巧往往都是很有效的。在整个行动阶段以及其他地方,一个质疑社会压迫的工作方法能够让团体参与者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一点,在问题被行动所遮蔽时尤为显著。而且,这种方法还能够帮助参与者自己在行动中更平和、更少带压制人的气息,而不只是让他从解决自己问题的过程中学到解决自己问题的策略。
在最后的“验收”阶段,社工要帮助团体成员去尝试扮演社工自己已经成功扮演的促进(促进小组工作开展译者注)角色。由此,团体成员能够学会不带歧视、压制地去质疑、去工作。在与媒体、公众与政府的交往过程中,团体成员可以获得自信。运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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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原文
Social group work, is a primary modality of social work in bringing about positive change, it is defined as an educational process emphasi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djustment of an individual through voluntary association and use of this association as a means of furthering socially desirable end. It is a psycho social process which is concerned in developing leadership and cooperation with building on the interests of the group for a social purpose. Social group work is a method through which individuals in groups in social agency setting are helped by a worker who guides their interaction through group activities so that they may relate to others and experience growth opportun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needs and capacities to the individual, group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It aims at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s 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personalities in group situation and at the creation of such group situation as provide for integrated, cooperative group action for common ends. It is also a process and a method through which group life is affected by worker who consciously directs the interacting process towards the accomplishment of goals which are conceived in a democratic frame of reference. 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lies in the fact that group work is used with group experience as a means of individu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nd that the group worker is concerned in develop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tive citizenship for the improvement of democratic society. Group work is a way to serving individual within and through small face to face group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the desired change among the client participants.
Models
There are four models in social group work:
Remedial model (Vinter, R. D., 1967) – Remedial model focuses on the individuals dysfunction and utilizes the group as a context and means for altering deviant behaviour.
Reciprocal or Mediating model (W. Schwartz, 1961) - A model based on open systems theory, humanistic psychology and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Relationship rooted in reciprocal transactions and intensive commitment is considered critical in this model.
Developmental model (Berustein, S. amp; Lowy, 1965) - A model based on Eriksonrsquo;s ego psychology, group dynamics and conflict theory. In this model groups are seen as having 'a degree o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but the dynamics of to and fro flow between them and their members, between them and their social settings, are considered crucial to their existence, viability and achievements'. The connectedness (intimacy and closeness) is considered critical in this model.
Social goals model (Gisela Konopka amp; Weince, 1964) - A model based on programming social consciousn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cial change. It suggests that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with others in a group situation can promote enhancement of personal function in individuals, which in-turn can affect social change. It results in heightened self-esteem and an increase in social power for the members of the group collectively and as individuals.
Underlying the practice of group work is the knowledge of individual and group behaviour and of social conditions and community relations which is based on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On the basis of this knowledge the group worker contributes to the group with which he works with a skill in leadership which enables the members to use their capacities to the full and to create socially constructive group activities. He is aware of both programme activities and of the interplay of personalities, within the group and between the group and its surrounding community.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s and needs of each, he assists them to get from the group experience, the satisfaction provided by the programme activities, the enjoyment and personal growth available through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as a responsible citizen. The group worker makes conscious use of his relations to the group, his knowledge of programme as a tool an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vidual and of the group process and recognizes his responsibility both to individuals and groups with whom he works and the larger social values he represents”.
- The power structure as complex and partly open to influence.
The model of practice is as follows:
- Overcome responses among clients that arise from negative valuations so that they see themselves as able to have some impact on their problem.
- Find and remove blocks and find and reinforce supports to effective problem-solving.
Social workers must always be aware of powerlessness. For example we might see advocacy for a social security allowance as using the workerrsquo;s skills or as talking away clientsrsquo; freedom to act for themselves. We should assess these possibilit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ndividuals. Workers should also beware of seeing clients as the cause of their problems. For example, I worked with a woman who was accused of neglecting her child because she was not developing properly. As part of this, I was trying to help her to see ways in which she could play with the child regularly as part of her day. This is to treat her as a causal agent who can actively do something about her problem. Rather than sending the child to a nursery where someone else would take over from her. While doing this, I found myself becoming frustrated and blaming her for her inability to organise her day to make time for the child. And for her lack of creativity in playing with the child, who become bored. This was wrongly to see her as the cause of these problems. It was more appropriate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poverty of her surroundings and the constant struggle to make ends meet took up much of her time and energy. Also lack of mothering experiences in her own childhood limited her capacity. It was more effective to involve and older 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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