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教育对孩子学习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外文翻译资料

父母教育对孩子学习和社会活动的影响。

Li Fengliang, Hou Longlong, and Wen Dongmao

摘要：本文利用2003年北京大学某课题组对全国高校毕业生的调查数据，研究了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子女在校学习和社会活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父母的教育背景与子女通过标准英语考试和成为大学学生干部的机会呈正相关。本研究认为，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有能力培养出具有良好人格和心理素质的孩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父母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有影响——“学术家庭”是世代相传的，这一结论是社会科学领域中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尽管如此，这一社会现象还是引起了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的兴趣，对这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也用了大量的笔墨。研究的对象很多，比较常见的有：

1. 儿童受教育年限或受教育程度：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儿童越有可能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

2. 孩子的学术成就：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他们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就越好。

3. 孩子辍学：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孩子辍学的可能性就越小

4. 子女对学校类型的选择：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选择职业学校的可能性越低，选择学术学校的可能性越大。

5. 子女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父母的教育水平越高，子女越愿意接受高等教育，或越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

6. 子女专业选择：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选择职业前景越好的专业的可能性越大。

无论采用哪种实证视角，大多数实证研究结果都表明，父母自身的教育对子女教育的数量和质量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然而，以往的实证研究大多着眼于中小学儿童。这是因为孩子们仍然和父母住在一起，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监督和指导。但在高等教育阶段，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孩子的年龄，他们的生活远离父母，他们的父母不能提供更多的指导，因为他们不熟悉他们的孩子的专业。那么，父母的教育背景与子女的大学学业之间是否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很少有研究涉及这方面。虽然目前的许多研究关注的是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如上文所述，但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孩子升学的意愿和专业的选择，很少有研究关注孩子在大学的学习行为。此外，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研究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孩子学业的影响，很少关注孩子在学校的其他行为。

本研究准备将视角转向高等教育阶段，探讨大学生的学业是否与父母的教育背景有关，如果父母的教育背景有关系，又是怎样的关系。本研究还将关注高校中较为集中的各种社会活动，如学生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或是否追求政治，以调查这些社会活动是否与家长的教育背景有关。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受教育程度正相关的理论解释很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人力资本的代际溢出效应(Schultz， 1975;家庭生产模式(Becker and Lewis 1973, 279-288;莱博维茨1974:S111-S131;《社会经济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科尔曼1988，S95-S120)

即使代际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和家庭生产模型给出很好的解释孩子的学术成就在基础教育阶段，他们显示解释力不足在高等教育阶段，因为父母的角色引导和教育他们的孩子是小的在高等教育阶段。尽管社会资本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高等教育需求和意愿的差异，以及学校类型、专业选择、甚至未来职业选择的差异，但它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大学生学业和社会活动的差异。这是因为大学生的各种学习和社会活动是由学生自身的努力、意愿和兴趣所决定的，不需要父母的社交网络的支持。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父母的教育背景仍然对孩子在大学的学习和社会活动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第一，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与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在形成子女的人格和心理素质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子女独立后的行为有较大差异;第二，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父母仍然会用各种方法影响孩子在学校的各种行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影响越大。

第二点是家庭和学校的联合生产模式。一些学者(Carnoy 1995)认为，不管父母的教育如何，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得到尽可能多的教育，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由于现代教育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公共事业，教育过程的很大一部分是在学校完成的，这使得教育生产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外部的“声音”决定的，如父母的“声音”(Hirschman 1970)。因此，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和他们的其他行为受到父母“声音”大小的影响。父母接受的教育越多，他们的“声音”就越强，对孩子在学校的行为影响也越大。这是因为一方面，父母更多的教育可以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更多的经验和支持学校活动有关，另一方面，当学校或老师对孩子做决定，父母教育程度高的带孩子的一面在应用影响学校或老师，从而增加孩子的动机和能力在他们的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父母更多的教育更有动机产生影响的各个方面在大学他们孩子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声音”更大，例如，他们能够写学校的总统，能够跟班长，或描述过去的大学经历他们的孩子，他们给他们的孩子更多的支持。

关于第一点，即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在个性和心理素质上的差异，许多国际和国内的教育和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Maccoby(1980)的研究表明，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受教育较少的父母在教育子女时更注重子女对权威的遵从和尊重，在教育子女时更倾向于严格和专制。由于其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和创造性的愿望，在教育孩子时更倾向于宽容和引导。Song， Zhu， and Wei(2001,77)也发现，在中国，父母的教育对孩子心理素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本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心理素质的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孩子对知识的渴望更强，不贪图物质享受；自觉行动，善于自我控制，意志坚强，行动果断；他们有稳定的情绪，平静的心态，安静而稳定;他们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反应敏捷灵活，性情开朗。

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个性和心理素质，从而无形中影响了孩子在大学的各种行为。

基于家庭共同生产的模型，以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在人格和心理素质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我们假设父母的教育对孩子在大学的学习和生活行为具有显著的鼓励作用。具体而言，这包括：

假设1: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孩子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2: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其子女在校担任学生干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3: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子女在学校追求政治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3年北京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对全国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根据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有四个指标变量：

1.学生基本情况:性别、民族、入学年龄、入学前家庭所在地、教育背景。

2.学生所在学校的信息:学校声誉。

3.学生在学校的学术地位和其他社会行为:通过标准英语考试;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否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4.学生家长的教育。

本研究选择通过标准英语考试作为评价学习成绩在学校，因为标准英语考试可以说是唯一的统一考试，基本上在中国大学的所有学生必须参加，在这方面，一些学校甚至有刚性需求，需要通过标准英语考试能够毕业。例如，他们要求非英语专业的学生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英语专业的学生通过英语八级考试。

由于18岁以下入党的学生比例极低，因此本研究以入党人数来衡量在校学生从政的状况。因此，如果一个学生是一名党员，这意味着他们在大学期间基本上加入了党组织。此外，学生在大学入党需要经过一个相对严格的选拔过程，他们也需要有很高的积极性自己入党，最后才会被党组织接受。因此，以学生是否为党员来评价学生在校期间的政治追求是非常现实和合理的。

本研究将调查对象限制在1999年入学的本科生，以便更好地控制研究对象的教育水平、年龄、时代背景等方面对最终实证结果的可能影响。例如，准学士学位和学士学位的学生可能对通过标准英语考试有不同的要求，本科生和研究生作为学生干部的价值取向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编制的数据包括1999年入学的9027名本科生，在本研究要求的四个主要变量类别中剔除缺失值或奇异值的样本后，本研究最终使用了样本中的6781人。表1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四、研究设计

为了验证假设1、2、3，本研究分别建立了三个Probit二元选择模型，基本函数公式为

假设1，被解释变量Y为通过或不通过英语专业四级/六级或标准英语考试的二元虚拟变量。如果一个学生至少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那么通过英语考试= 1，不及格= 0。

假设2中，被解释变量Y为学生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的二元虚拟变量。如果学生在校期间担任班级、学院或大学级别的学生干部，则学生干部= 1，如果不担任学生干部则= 0。

假设3中，被解释变量Y为学生毕业时是否为党员的二元虚拟变量。如果学生毕业时是共产党员，则为1，否则为0。在之前的三种统计二元选择模型中，自变量X都是可能影响大学生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解释变量，如学生基本信息、学生所在学校信息、家长教育背景等。

性别，虚拟变量，男学生，性别= 1。

族，虚拟变量，对于汉族，族= 1。

学生来源(哑变量)，对于在入学前居住在大中城市的家庭，学生来源= 1。

学生声誉，虚拟变量基于一般本科学校，对于被评为211学校的学校，学校声誉= 1。

父亲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由父亲受教育程度转换而来。

母亲受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由母亲受教育程度转换而来。

前面所提到的三种统计二元选择模型，本研究强调两个连续变量的符号和意义的水平年的父亲和母亲的教育调查的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背景的研究在大学和社会活动，并将提供一些基于实证结果的解释和讨论。

本研究主要针对父亲受教育年限与母亲受教育年限这两个变量及其显著性水平。然而，这两个变量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可能会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此外，除这两个变量外，解释变量还包括许多其他变量，它们也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为了解决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还必须密切考察父母教育对子女各种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拟采用“逐步回归” “固定变量”的方法。我们首先只修正变量“父亲受教育年限”，然后对其他变量包括“母亲受教育年限”进行逐步回归。接下来，我们只修正变量“母亲受教育年限”，并对其他变量包括“父亲受教育年限”进行逐步回归。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两种不同方法的实证结果是否存在差异。

五、实证调查结果

我们首先检查假说1，从表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比较标准的学生通过了英语考试的学生没有通过标准英语考试，平均年的父亲的教育前(10.57)1.31年大于后者的平均年的父亲的教育(9.26)，平均年的母亲的教育前(8.56)1.51年大于后者的平均年的母亲的教育(7.05)，父亲和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是对假设1的初步验证。

表3列出了学生是否通过标准英语考试的Probit模型回归分析结果。结果表明，固定“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固定“母亲受教育年限”两种不同的回归方法对各自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没有显著性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在控制因素，如母亲的教育背景，父亲的教育程度越大，概率越大孩子通过英语考试的意义，并为每个额外的父亲的教育，孩子通过英语考试的可能性增加0.8%。[3]与此类似，在控制因素如父亲的教育背景，母亲的教育程度越大，概率越大孩子通过英语考试的意义，并为每个额外的母亲的教育，孩子通过英语考试的可能性增加0.5%。这进一步证明了假设1，即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孩子的大学学业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这反映在更多的父母的教育中，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通过英语考试的可能性更大。

表2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

表3通过英语考试和学生干部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我们继续检验假设2，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和没有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之间，父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0.53年的差异，这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与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之间，母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存在0.82年的差异，差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这初步验证了假设2。

表3列出了学生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的Probit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固定“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固定“母亲受教育年限”两种不同回归方法的回归结果略有不同。固定“父亲受教育年限”时，“母亲受教育年限”可进入最终回归模型，且系数显著为正;但在修正“母亲受教育年限”时，“父亲受教育年限”不能进入最终回归模型。然而，无论是固定的“父亲受教育年限”还是固定的“母亲受教育年限”，其他变量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不变。

从表3可以看出，在控制因素，包括父亲的教育背景，母亲的教育程度越大，越有可能孩子会作为学生干部，并为每个额外的母亲的教育，孩子作为学生干部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了0.7%。在控制因素包括母亲的教育背景，父亲的教育程度越大，越有可能孩子会作为学生干部，并为每个额外的父亲的教育，孩子作为学生干部的可能性增加了0.1%，但是这种增长系数并不显著。

这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孩子在大学担任学生干部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父亲的教育背景对孩子在大学担任学生干部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这种积极作用很小，也不显著。

最后，我们来看假设3，从表2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员学生的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比非共产党员学生少0.05年。共产党员的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比非共产党员多0.16年。可见，党员学生与非党员学生父母受教育的平均年限差异不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4列出了学生是否成为共产党员的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固定“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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